前言
正如前一课所述，中古时代东方教会逐渐衰弱，而西方教会则因宣教的成功迅速壮大，最终导致罗马主教地位逐步上升，最终被公认为整个基督教会的最高属灵领袖。讽刺的是，罗马主教，即后来的教皇（或教宗），最初赢得尊崇并非凭借权力，而是因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540-604 A.D.）以”仆人之仆”自居，谦卑履行牧养职责。公元590年，格列高利出任教皇。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自称为”大公主教”，并视自己为全体教会的最高领袖。相比之下，格列高利拒绝与他争夺同样的尊号，反而强调主教应是众人的仆人，作为大主教的更应当是”仆人的仆人”。这种谦逊态度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自负形成鲜明对比，引起了信徒和教士们对君士坦丁堡的不满，反而更加尊敬格列高利，使罗马大主教的声望迅速提升。
教皇权威的兴盛
到公元650年左右，伊斯兰教几乎占领了所有东方教会的重要据点，许多东方信徒改信伊斯兰，导致东方教会的声望急剧下降。大约公元700年，伊斯兰教势力向西推进，企图入侵欧洲，幸运的是，皈依基督教的法兰克部族在战场上击败了穆斯林，西方教会得以幸免，并继续蓬勃发展。法兰克人对教皇的支持尤为关键，他们帮助教皇平息了意大利东北部的蛮夷动乱。为此，教皇对法兰克领袖另眼相看，教皇与法兰克王的结盟成为了未来欧洲历史上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随着法兰克势力的增强，公元800年，法兰克王查理曼击退蛮夷后进入罗马，教皇亲自为他加冕，称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这一加冕仪式象征着教会与国家的结合。查理曼通过军事力量保护教皇，而教皇的加冕则象征着查理曼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合法地位得到了教会的认可。从此，教皇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查理曼承认教皇在教廷附近的区域拥有政治统治权，使教皇在属灵领袖之外，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皇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宗教事务中，还深度介入政治斗争。教皇拥有一个强大的武器——圣礼禁令。若某位皇帝或贵族与教皇发生冲突，教皇可以颁布禁令，暂停该地区除葬礼外的所有圣礼活动。这种手段极具威慑力，连强悍的亨利四世也曾因惧怕圣礼禁令而不得不屈服，在雪地中跪了三天，请求教皇的宽恕。
教皇权威的衰落
随着教皇权力的不断扩大，内部斗争和腐败现象逐渐滋生。意大利的贵族长期以来对教皇选举施加巨大影响，试图将自己家族的支持者推上教皇宝座。在9世纪至10世纪期间，教皇的选立被几个权贵家族所操控。公元904年至963年期间，教皇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一个家族的三位女性手中。她们通过美色和权谋控制了教皇职位，教皇的权位常常由她们的情夫、儿子或孙子继承。这段时期被称为”淫妇统治”。其中一位孙子约翰十二世在不到18岁时登上教皇宝座，行为极其放荡，甚至引发了日耳曼王奥图一世的干预，将他罢免。
尽管如此，教皇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到公元1033年，另一个家族的一名公子本笃九世登上教皇宝座，其行为比约翰十二世更为恶劣，甚至公然出售教皇职位。教会在他的领导下陷入混乱，直到神圣罗马帝国出面召开会议，这才终结了这段腐败的时期。然而，教会声望已经大受打击。
改革的呼声与教会的恢复
面对教会的腐败，改革的呼声逐渐出现。改革的第一步由年轻修士希尔德布兰德推动。他成为教皇利奥九世的顾问，协助推行教会改革，清除教会内的腐败现象。他还提出由红衣主教团选举教皇的建议，减少政治势力的干预。最终，他自己也于1073年成为教皇，称为格列高利七世。他确立了属灵权柄高于世俗权力的原则，禁止贵族任命主教，并要求教士严格遵守独身誓言。虽然改革受到了部分神职人员的强烈反对，但在信众的支持下，改革逐步推行。
教皇权威的最终衰退
尽管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使教会一度恢复声望，但教皇与政治势力的斗争持续不断。最终，教皇波尼法修八世与英法两国国王因税收问题发生冲突，导致教皇被法王囚禁并死亡。这一事件标志着教皇政治权威的衰落。此后，教皇迁往法国的亚维农，进入了”教皇巴比伦之囚”时期，教皇权威进一步减弱，教会的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
中古教会的衰落与十字军东征
提到中古教会，必然会想到十字军东征。这场战争始于公元1095年，意图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基督徒的圣地。然而，由于内部的嫉妒与不和，十字军东征最终失败，导致欧洲资源耗尽，社会结构发生剧变。东征不仅改变了欧洲的经济，也带来了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促使欧洲人开始质疑教会的传统。
结语
中古教会的腐败和道德堕落导致了信徒的失望，而教会的多次改革努力虽有所成效，却未能从根本上挽回局面。最终，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彻底改变了欧洲教会的命运。